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研究
段明学
一、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长期以来将起诉法定主义确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1]，而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起诉法定原则的例外。所谓例外“不过是在某种程度上渗入了一些起诉便宜主义的内容而已”[2] 。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外则具有特殊性，因而，将起诉法定主义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而将起诉便宜主义看作例外，反映出刑事追诉仍然以报应主义为主的立法思想。
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直接来源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经验。据文献资料表明，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律中就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不起诉的规定。1948年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县市公安机关与司法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权责的规定》中，对于汉奸、特务及内战战犯等案件，“侦查的结果嫌疑不足，或其行为不成立犯罪，再则纵系罪犯，而以不起诉为适当时，则公安机关均有权释放，不予起诉，司法方面不得干涉”。195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规定了“对于次要的或者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起诉。”1959年，我国为处理在押日本战犯而实行免予起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条件的1017名战犯作了免予起诉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9年，我国制定并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该法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它主要是通过免予起诉制度体现出来的。该法第101条规定，“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事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由于免予起诉以承认犯罪嫌疑人有罪为基础，有悖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有罪的诉讼法理，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免予起诉在实践中被普遍滥用。因此，1996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但同时保留了免予起诉制度中所贯彻的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因素，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建立了相对不起诉制度。
须指出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赋予检察机关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并不是出于诉讼经济的考虑，“最早主要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经济的问题，而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3] 。尽管我国刑事犯罪与司法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但诉讼经济不是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直接动因。同时，在我国，教育刑思想并不占有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我们坚持的是“重打击、轻保护”的思想观念。肇始于1983年的“严打”及1996年修订的刑法典呈现出“重刑化”倾向，似乎与国际上的“重重”政策不谋而合。但司法机关在执行严打政策，强调“快捕快诉”、“从重从快”的同时，却对“轻轻”政策认识不足，西方社会流行的“轻轻”的刑事政策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回应，因而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至今日，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也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检察制度自然发展的产物。这是我们在探讨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时必须首先需要明确的。
二、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权限
我 国检察机关享有哪些自由裁量权？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由裁量权？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在立案、立案监督、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刑罚执行监督等各个方面都享有自由裁量权。[4]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姑且不谈其它方面，单就法律的规定来看：（1）在立案阶段，只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就应当立案或者不予立案。检察官没有选择权，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就得立案，而不能选择不立案，可见，在立案阶段我国检察官没有自由裁量权；（2）在立案监督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87条之规定就应当监督公安机关立案，而涉嫌犯罪与无罪的评价，均是建立在案件事实基础之上的，不能把有罪说成无罪，因此，检察官在立案监督阶段也没有自由裁量权。（3）在侦查阶段，侦查通常从立案后开始进行到案件事实全部查清，作出起诉、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决定时终结。《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一款规定，侦查必须依法进行，那么，只要案件事实全部查清，就应当侦查终结，没有查清，仍应继续侦查，而不应以是否必要来体现。因此，在侦查阶段，检察官也没有自由裁量权。（4）在审查批捕阶段，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的三个条件，就应当批准逮捕，否则不批准逮捕，而不应以涉嫌有罪与无罪的评价过程，作为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衡量标准，因为只要嫌疑人的行为涉嫌有罪，就不能自由裁量为无罪。（5）在审查起诉阶段，《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一款的法定不起诉和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的存疑不起诉都不属于起诉便宜主义，存疑不起诉从法理上讲，应是“应当”不起诉而不是“可以”不起诉，因此，检察机关对此没有自由裁量权。（6）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刑事诉讼法》第22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减刑、假释的裁定不当，应当在收到裁定书副本后二十日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要履行刑罚执行监督权，那么必须依据刑法关于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作出衡量、判断，这种衡量和判断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不能将有说成无，更不能想当然地自由选择，因此，在刑罚执行监督阶段，检察官是没有自由裁量权的。
因此，我国检察机关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都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其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已经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可以斟酌具体情况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具体说来，在下列情形下，检察机关可以裁量适用不起诉：
（1）刑法第7条规定，我国公民在我国领域外犯罪，依我国刑法最高刑 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2）刑法第8条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或者公民的犯罪，依我国刑法最低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3）刑法第10条规定，在我国领域外犯罪，并且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4）刑法第19条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
（5）刑法第20条、21条规定，防卫过当及避险过当的。
（6）刑法第22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7）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
（8）刑法第28条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
（9）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10）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的。
（11）刑法第68条规定，犯罪分子有立功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
（12）刑法每241条第6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按照被拐志卖的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收买的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
（13）刑法第351条规定，非法种植罂粟或者其它毒品原植物，在收获前自动铲除的。
（14）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3项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
（15）刑法第392条规定第2款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 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
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51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被告人的真实身份或者犯罪事实与起诉书中叙述的身份或指控犯罪事实不符的，可以要求变更起诉；发现遗漏的同案犯罪嫌疑人或者罪行可以一并起诉和审理的，可以要求追加起诉；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还享有变更起诉、追加起诉及撤回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极为有限，难以适应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要求。正是如此，许多地区都突破法律的既有框架和现有空间，不同程度地运用暂缓起诉、豁免权及辩诉交易权。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运用这些权力时超越了法律的权限，是一种“违法”试验，有损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论证，各地的认识十分模糊，做法极不统一，有的甚至给人一种“做秀”的感觉。这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目标是极为不利的。
三、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
目前，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品种单一，适用范围狭窄，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功效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犯罪增多对诉讼经济的诉求，刑事诉讼中对抗制因素的引进及刑事司法观念的转变等都对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因此，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广阔的。无论是暂缓起诉，豁免权抑或辩诉交易等，在我国都可以找到其生长发育的土壤。下面，试就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发展的宏观条件进行分析。
（一）社会空间：犯罪增多的压力
如前所述，我国赋予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并不是迫于诉讼效率方面的压力。即便如此，由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的要求，有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缩短诉讼时间，节省人力、物力，能够减少诉讼成本投入，因此在刑事案件的发案数逐年上升，司法机关处断案件压力越来越的情况下，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在实现诉讼经济的价值方面所具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深，我国刑事犯罪逐年上升。据统计，1998—2003年，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3601357人，提起公诉3666142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4.5％和30.6％。[5] 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一审刑事案件283万件，比前五年上升16％，判处犯罪分子322万人，上升18％。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81.9万人，占25％。[6]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刑事犯罪案件上升幅度越来越大，司法机关处理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按照经济学的观点，司法资源是有限的，不充分的。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都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我国而言，一方面司法资源严重短缺，另一方面诉讼成本明显偏高。“我们国家为了打击各种犯罪，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仅关押一个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费1 万元以上的费用。”[7] 现实决定了对犯罪不应当也不可能做到每案必究。国家应当将有限的司法资源放到追究大案、要案上去。对于轻罪案件，应当用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对之进行处理。刑事犯罪的增多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日益突出，这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大提供了社会空间（条件）。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采取灵活的措施，是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司法成本的客观要求。
（二）制度空间：对抗制因素的引进
我国在传统上一直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国家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用，尤其是强调法官在审判中积极查明案件事实的作用，而不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因此，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历来较小。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检察机关也没有必要享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1996年刑诉法适当引入了英美对抗制的因素。在法庭上，询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书证和鉴定结论等，都不再以法官为主进行，而主要由检察官和律师进行，且在这个过程中，控辩双方可以相互辩论。对抗制因素的引进，既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控诉责任，同时又为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提供了制度空间。因为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从实质意义上看，意味着“控辩双方拥有对案件中的实质问题或诉讼标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处分的权利”[8] 。在英美等国家，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存在激烈的对抗。由于检察官承担控诉职能，要用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而在实践中，搜集证据的难度是相当大的，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如果对每一个案件，检察官都投入同样的资源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有必要赋予检察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见，我国在引入对抗制因素后，扩大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也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观念空间：司法观念的转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民众的司法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对犯罪的认识渐趋理性化，对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更加重视。之前，我们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一论断，将犯罪视为一种敌对性的行为，是对统治关系的破坏，因而将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并对犯罪人给予严厉制裁和打击。而在现在，犯罪被认为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纠纷与冲突，犯罪行为人本身也是社会的一个成员，因而应给予作为人的尊重与保护。正如黑格尔所言：由于文化的进步，对犯罪的看法已比较缓和了，今天刑罚早已不像百年以前那样严峻。
在保障人权观念的指导下，我国更加注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尽量使他们避免受到非人道、不公正的待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如清理超期羁押、对未成年人实行暂缓起诉（尽管是“违法试验”）等，都体现了对被告人的关怀，体现了司法的人性化色彩。因此，扩大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实现司法文明的一个重要举措。检察机关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就能够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合理的处理决定，而不是古板地将犯罪人送上审判席、投入监狱，这样更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以及对他们的教育挽救。
四、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发展及完善
（一） 审前程序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
1.完善不起诉裁量制度。
一般地说，不起诉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定不起诉，即对于不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必须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起诉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因而不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二是酌定不起诉，即对于具备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官斟酌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决定。[9] 我们所讲的不起诉权主要就指酌定不起诉。
第一，拓展不起诉的案件范围。
刑诉法第142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因此，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范围主要就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案件。而对于什么是“犯罪情节轻微”，理论及实务界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指的是罪名轻，犯罪的情节也轻；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仅指犯罪的情节轻微，而不管该罪名是轻还是重。依第一种观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相当狭窄。而依第二种观点，则范围较宽。我们认为，立法对授予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态度是十分谨慎的，从立法的前后变化明显可以看出。其目的就在于严格限制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即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至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检察机关不得作出不起诉处理。因此，我们同意第一种观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检察官只能对轻微犯罪案件，才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不起诉。
总的说来，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不适应犯罪多样化的社会形势，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没有体现出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因此，应当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拓展不起诉裁量权的行使空间，扩大检察官不起诉权的案件范围。
我们认为，对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修改完善，可以包括如下内容：（1）根据犯罪情节和公共利益，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2）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根据犯罪情节、公共利益和悔罪表现，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这是参照刑法第72条关于适用缓刑的规定而提出来的。因为缓刑与不起诉的法律后果相当，所以不须浪费司法资源，等到审判阶段宣告缓刑。（3）对过失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司法实践中适用缓刑的案件比较多。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过失犯罪除外，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属于职务上、业务上富有特定责任的特殊主体，他们的渎职犯罪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往往是很大的，这类犯罪嫌疑人如果确需作不起诉处理，只应作为特例而存在。（4）原则上老年人（70岁以上）、未成年人（18周岁以下）、聋哑、盲人以外的其他残疾人犯罪，情节较轻的，检察机关可以作不起诉处理。（5）犯罪后有立功表现的，检察机关可以裁量作不起诉处理。现行刑法第68条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认为，从刑事司法的整体平衡角度以及鼓励犯罪人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积极为公安司法机关提供犯罪线索方面来看，应放宽有立功表现免除处罚的条件，只要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哪怕是一般的立功表现，也可以综合案件其他情节，考虑是否可以不起诉。
娄底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
湖南省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娄底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的通知
娄政办发〔2003〕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市政府同意《娄底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00年7月30日以娄政办发〔2000〕19号文印发的《娄底市户外广告管理实施办法》中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依本办法执行。
二○○三年二月十五日
娄底市城市户外广告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户外广告管理，规范户外广告活动，美化城市市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国务院《广告管理条例》、《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办法》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广告管理条例施行细则》、《户外广告登记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城区内从事户外广告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户外广告是：
（一）利用公共或者自有场地的建筑物、构筑物、空间设置的路牌、霓虹灯、电子显示牌（屏）、灯箱、橱窗等广告；
（二）利用交通工具（包括各种水上漂浮物和空中飞行物）设置、绘制、张贴的广告；
（三）利用招牌、条幅、横幅、空飘、印刷品等形式在户外设置、悬挂、张贴的广告；
（四）以其他形式在户外设置、悬挂、张贴的广告。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户外广告发布的登记管理机关，负责对户外广告经营主体资格的确认，对户外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审查以及户外广告发布的登记管理。
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城区内户外广告设置场地的审批管理，组织广告场地使用权的出让工作。
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的布局规划和对大型户外广告设置的场地、形式等合理性进行规划审查。
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对城市市政设施的影响进行审核，负责新建道路首次灯饰、绿地广告场地使用权的出让（五年内）。
公安交警管理部门负责户外广告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进行审查。
涉及和影响到其他部门的由相关部门就相关问题进行审查。
第五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规划，应在服从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由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规划、建设、工商、公安交警等有关部门统一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本市重要地段、广场、桥梁等公共场地和公共设施的户外广告场地使用权，由市人民政府授权或委托的单位组织实行招标或拍卖，所得收入除去必要的开支外全额上交财政，专项用于城市建设、管理以及户外公共、公益广告场地建设。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公共场地和设施提供给户外广告设置者使用并收费。
第七条 市城市管理局应按规划修建或组织修建公共广告张贴栏，作为张贴广告集中张贴的场所。公共广告张贴栏原则上实行谁建设，谁管理，谁受益。
张贴广告，限定在公共广告张贴栏内，禁止在公共广告张贴栏以外的地点张贴、书写广告。
第八条 户外广告的设置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户外广告的内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其他广告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户外广告设施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必须安全，符合相应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布置形式应与街景协调，保持完好、整洁、美观；户外广告框架、支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临时空置有碍观瞻的，应当予以装饰和遮隐；
（三）城市道路上空不得横跨架设户外广告。设置在人行道上空的户外广告，其设施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得低于2.5米；设置在人行天桥上的户外广告，上不得超过桥的护栏高度，下不得低于桥的底面；设置在建筑物墙外的户外广告、招（标）牌，其设施距离墙壁外侧不得超出0.5米；
（四）户外广告使用的文字、汉字拼音、数据、计量单位等，应当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书写规范准确；
（五）有配光装置的户外广告，其灯光要明亮；
（六）户外广告应当定期保养，及时维修，做到整齐、安全、美观。
第九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设置户外广告：
（一）利用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的；
（二）影响市政公用设施、交通安全设施、交通标志使用的；
（三）妨碍生产或者市民生活，损害市容市貌或园林绿化的；
（四）国家机关、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点的建筑控制地带；
（五）市人民政府禁止设置户外广告的其他区域。
第十条 户外广告经营者在发布商业广告时应发布一定比例的户外公益广告。
第十一条 为便于广告管理机关和社会监督户外广告，广告经营者发布户外广告时，必须将广告发布者名称、批准登记证号与广告内容同时发布，标注于广告右下角（霓虹灯除外）。
第十二条 设置、发布户外广告的程序：
（一）申请者携带广告设置场地（设施）图、场地（设施）使用协议（或中标文件）、广告样稿（效果图）到市城市管理局广告管理部门领取《户外广告场地设置申请表》，到相关部门签署意见后送市城市管理局审签，经审核同意的，在《户外广告场地设置申请表》上签署“同意”的意见，明确设置形式、地点、时间、规格、数量。
（二）申请者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下列证明文件：
1、广告经营许可证及营业执照；
2、广告证明文件、广告内容文稿、广告合同；
3、市城市管理局签署“同意”的《户外广告场地设置申请表》；
4、广告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应提交的其他证明文件。
（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自受理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登记的决定，不符合登记规定的，书面答复申请人，并退回有关文件、资料；符合登记条件的，发给《户外广告登记证》。
（四）户外广告必须由持有《广告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的单位严格按《户外广告场地设置申请表》和《户外广告登记证》核准的内容设置、发布。
（五）户外广告设置完工后，由市城市管理局组织有关部门验收。
张贴广告应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简易登记手续，同时向市城市管理局备案后，限定张贴在公共广告张贴栏或指定地点。
第十三条 禁止在城市公用设施、建（构）筑物上悬挂条幅等布幅广告。全市性的重大庆典和重大活动期间，确实需要横幅、条幅广告作宣传的，须经市人民政府特批后方可按有关规定设置。设置者应当在批准使用期满第二天内拆除。
禁止在高压供电线路走廊两侧50米范围内设置空飘广告。
禁止在城市公用设施、树木、电杆、建（构）筑物上乱贴乱画。
国家机关发布的通告、公告、布告、通知等不属于户外广告管理范围，但应在规定的地点公布。
第十四条 广告经营者应不断提高制作水平，鼓励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制作设置新颖美观的户外广告。
第十五条 经登记发布的户外广告在期满后10日内、临时性广告在期满后3日内，广告发布者应自行清除。需要延长时间或者变更其他登记事项的，应当在使用期满前15日内，向原登记审查部门申请办理延期或变更手续。经登记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闲置时间不得超过30日，超过30日的必须设置公益广告。
第十六条 依法设置的户外广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占用、拆除、遮盖、涂改或损坏。
第十七条 非法设置户外广告，由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予以罚款，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过期未拆除的，强制拆除，拆除费用由设置者承担。
第十八条 为广告客户出具非法或虚假证明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通报，处以5000元以下罚款，并负连带责任。
第十九条 经批准设置的户外广告在有效期内因脱色、陈旧、破损等有碍观瞻和影响安全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其停止发布广告，并按市容环境卫生的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二十条 违反第七条第二款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广告主限期清除；逾期不清除的，组织强制清除，清除费用由广告主承担，并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一条 在户外广告活动中违反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处理。但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实施重复罚款处罚。
第二十二条 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和广告审查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3年4月1日起实施。县（市）城区户外广告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