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高 军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9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5）[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转引自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第65页
（7）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100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
（9）参见，余能斌：《中国民法法典化之索源与前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转引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载《法学家》1997第5期，第25页
（11）参见，马作武：《传统与变革——从日本民法典的修订日本近代法文化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12）转引，严斌彬、陈月秀：《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服》第2000年第1期，第36页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6）转引自，田成有、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6页
（1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0）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关于印发《巢湖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巢湖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
巢政〔2012〕124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巢湖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已经2012年9月22日市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〇一二年十月八日
巢湖市征兵工作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进一步加强国防建设，促进征兵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根据《安徽省征兵工作条例》和安徽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征兵工作的意见》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
第三条 依照法律服兵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依法做好征兵工作是政府职责，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第四条 本市征兵工作在上级兵役机关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组织实施。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由市宣传、公安、教育、财政、卫生、民政、人社、交通、监察、法制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成。
第五条 各乡镇、街道成立征兵工作领导组，行政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组组长，对征兵工作负总责；其他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组织的征兵工作，应指定一个部门或专人负责。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将征兵宣传纳入国防、法制教育规划，每年9月份为征兵工作集中宣传月。
宣传、广电部门要在新闻媒体重要版面和黄金时段义务开展征兵宣传；各乡镇、街道要积极开展征兵宣传进学校、进村（居）、进企业活动。
第七条 市征兵办公室建立征兵工作网（与市国防教育网合并），公布国家和省、市征兵政策及工作流程，办理网上应征报名，解答群众关心的问题。
第八条 市财政部门应将征兵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年度预算。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等组织所需征兵工作经费，由各单位足额保障。
第九条 兵役登记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统一组织，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兵役登记站负责实施。
第十条 适龄公民应当在收到兵役机关通知后，按照法律规定和兵役机关通知的要求，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学历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的兵役登记站进行兵役登记。因特殊情况本人不能到场登记的，可以委托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代为登记并如实反映本人真实情况，不得隐瞒或弄虚作假。
第十一条? 每年9月30日前，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完成本辖区年满17周岁（当年12月31日前）男性公民的兵役登记。
兵役登记时，应当对应征公民进行体格目测、病史调查和政治、文化审查，择优确定当年预定征集对象。
第十二条 预定征集对象离开户籍所在地一个月以上的，应当向其所在乡镇、街道武装部报告去向和联系方法，其直系亲属及所在单位应当按照兵役机关通知要求督促其按时返回参加应征。
第十三条 应征公民的体格检查工作，在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具体安排和指导下，由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实施。
第十四条 负责体格检查工作的医务人员应严格执行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规定，保证新兵体检质量。
第十五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根据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下达的进站体检任务数，从预定征集对象中择优确定参加体格检查的人员。
第十六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工作，在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具体安排和指导下，由市公安部门负责实施，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应征公民的政治审查实行村（居）委初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审查，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复审的三级政审和联审、互审机制。
第十八条 应征公民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期间应当视为出勤，所在单位不得扣减其工资、奖金和福利，不得以此为由予以辞退或者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九条 应征青年从外地返乡参加征兵体检、政审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照每人200－500元的标准报销差旅费或发放补贴。
第二十条 征兵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实行岗位责任制，实行“谁签字、谁负责”。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审查的工作人员，从事征兵工作期间，在原单位应享受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不变。
第二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实行集体审定新兵，择优批准入伍人员并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十二条 革命烈士和伤残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本人自愿应征并且符合条件的，优先批准入伍。
第二十三条 被批准入伍的应征公民，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发给《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办理入伍手续。
第二十四条? 对部队按规定退回的新兵，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办理注销入伍手续。原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应准予复工、复职；属于入伍后拒绝服兵役被部队退兵的，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义务兵及其家属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义务兵服现役期间，享受下列优待：
（一）其家庭由市人民政府发给优待金，全市义务兵优待金实行城乡统一标准，并随着全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提高。义务兵家属凭《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到民政部门办理相关手续，享受军属待遇。
（二）入伍前是农业户口的，其通过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山林等使用权予以保留，原集体所有土地或房屋被征收的，应当按照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予以补偿安置。
（三）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由原单位发给离职前及当月的全部工资、奖金以及各种补贴，其家属继续享受该单位职工家属的有关福利待遇。
（四）原租赁公房的使用权应当予以保留。
（五）城镇义务兵服现役期限视同社会保险缴费年限。
（六）服役期间荣获荣誉称号和二等功（含）以上的，除部队给予奖励外，市民政部门根据立功证书或喜报给予奖励。具体标准：授予荣誉称号的，奖励8000元；荣立一等功的，奖励5000元；荣立二等功的，奖励2000元；荣立三等功的，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所在单位给予800元奖励，被评为优秀士兵的，给予300元奖励。
第二十六条 义务兵退出现役后，凭兵役机关服预备役登记证明，由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省和市规定予以接收、安置和优待：
（一）属安置对象的，待安置期间发给生活补助费；安置工作结束后，发给安置补助金，并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创业税收等方面享受上级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二）由市人社、民政部门免费组织就业培训，具体培训人数、项目由市兵役机关、人社和民政部门共同确定，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三）报考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各类学校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在进村（居）两委班子时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
（四）入伍前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的，原单位应当准予复工、复职，并享受不低于本单位同岗位（工种）、同工龄职工的各项待遇。
第二十七条 政府鼓励应征青年到艰苦地区服役。对于进藏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和货币化安置补偿金各增加100%；对于赴新疆或其它高原、艰苦地区部队服役的义务兵，优待金和安置补偿金各增加30--80%（具体根据当年征集任务由市征兵领导组审定批准）。
第二十八条 广泛开展上门送喜报、节日慰问、帮扶烈军属等拥军优属活动。市民政部门每年根据全市应征入伍人数，制作“光荣军属”牌匾，各乡镇、街道于当年春节前送达军属家庭。
第二十九条 义务兵优待金和退役安置补助金支出列入市财政预算，具体标准和发放办法，由市人武部会同市民政、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条 在征兵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每年由市人民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具体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实施。
第三十一条 被合肥市以上（含）人民政府或征兵办公室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的，奖励5000元；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专武部长各奖励2000元。被市人民政府评为征兵工作先进单位的，奖励3000元；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专武部长各奖励1000元；被市以上（含）人民政府或征兵办公室评为征兵工作先进个人的，奖励1000元。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被评为市级综合先进：
（一）未能完成当年征兵命令任务的（含省、市下达的机动指标）；
（二）因严重失职、违纪出现责任性退兵的；
（三）征兵程序不规范、不透明，廉洁征兵政策不落实，群众反映较差的；
（四）发现问题报告不及时、处理不正确，造成负面影响和工作严重失误的。
第三十三条 征集任务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按照户籍人口、适龄青年比例、双合格青年学历分布以及上级追加数确定。对当年没有完成征集任务的乡镇、街道，由市人民政府进行通报批评，分管领导和专武部长在全市征兵大会上作检查；连续二年没有完成任务的，对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和专武部长进行效能责任追究。征集任务以市征兵办公室最终确定的数字为准。
第三十四条 对未完成征兵任务的乡镇、街道，每少1人处以10000元的经济处罚；对超额完成征兵任务的乡镇、街道，每超1人奖励10000元。
第三十五条 各乡镇、街道、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有下列情形的，视作拒绝完成征兵任务、妨害征兵工作，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并作如下处理：
（一）拒不接受征兵工作任务，执行命令指示不坚决，工作失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25000元罚款；
（二）征兵工作组织不力，送站体检人数达不到要求的，每少一人经济处罚2000元；体格合格人数达不到征集任务数120%的，每少1人经济处罚5000元。同时对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专武部长各给予1000元的经济处罚。
（三）乡镇、街道走访调查不细，致使有隐性病史和行为上有劣迹的青年被征入部队，造成身体和政治责任退兵的，每出现一人处以10000元的经济处罚。
第三十六条 公民有下列行为的，由市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作如下处理：
（一）适龄公民不参加兵役登记，拒绝参加体格检查的，处以500元罚款；
（二）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定兵后，拒绝、逃避服兵役的，处以4000元罚款,并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征兵中产生的费用（含体检、政审和处理事件所需费用）；
（三）被批准服现役的新兵，在入伍90天内主动申请或逃离部队，经教育不改的，处以4000元的罚款,并由个人及其家庭承担处理退兵的全部费用（含体检、政审、运输和处理事件所需费用）。
有以上行为的公民，两年内不得被录取为国家公务员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职工，不得出国、出境或者升学。
第三十七条 每年3月31日前，各乡镇、街道应根据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的要求足额收缴罚款，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同时核定对乡镇、街道的奖罚，报市政府批准后，由市财政部门结算兑现。
第三十八条 公民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 阻碍征兵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
（二） 采取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方法阻挠适龄公民参加兵役登记、体格检查或者应征入伍的；
（三） 在征兵体检过程中，采取隐瞒事实的方法影响体检结果，并鼓动他人逃避兵役义务的；
（四）其他扰乱征兵工作秩序行为的。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情节显著轻微的，给予批评教育；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征兵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体格检查、政治审查工作中，把关不严、弄虚作假或者唆使他人弄虚作假的；
（二）违反规定擅自办理入伍手续的；
（三）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的；
（四）其他违反兵役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
第四十条 市人民政府依照有关兵役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实施的行政处罚，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具体办理。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