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死亡后的劳动关系确认之诉裁判思路/杨玲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0:40:08 浏览: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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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8年10月，彭某到武汉市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食品部）从事搬运工作，食品部以每天5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彭某工资。2009年11月13日早晨6时左右，彭某在食品部从事搬运过程中突感头晕，食品部安排其在经营部休息，未见好转后派人送其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3级。上午11时彭某家人将其从医院接回家中，下午4时彭某死亡。2010年1月，彭某之妻朱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彭某与食品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3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彭某与食品部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权的范畴，鉴于身份权与人身权不可分离，朱某非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朱某对终审结果不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第一次再审维持了二审法院的裁定，朱某再次申请再审，最终第二次再审撤销了终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分歧】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劳动者死亡后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之所以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同，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死亡后对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第一种裁判思路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中应当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否则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程序问题。劳动者近亲属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其目的并非单纯止于确认之诉，通常是为后续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近亲属作为工伤待遇赔偿纠纷的适格当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因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的相关待遇赔偿责任。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作为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单独成诉。
第二种裁判思路认为，应当在劳动者死亡后赋予其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范畴分为两个层面：在人身权方面，具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权、休息休假权、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人身专属性，一旦权利主体消亡，这些权利也随之而消灭；在财产权方面，具有获得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可以与人身相分离，在劳动者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或死者近亲属固有权利进行分别处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主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其目的不是为保护劳动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而是为取得工亡待遇赔偿做准备，带有明显的主张财产性权利的动机。因此，应当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与确认之诉的权利，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一般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如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工作服、招工招聘表等物品，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如用人单位否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应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在这一审查过程中，据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证据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消亡而影响其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明力。因此，即使劳动者本人死亡，由其近亲属代为主张事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无法固定的问题。
【评析】
综合以上两种裁判思路不同考量因素的分析，笔者最终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裁判思路，且认为在劳动者死亡后不仅应当赋予死者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还应当赋予其代为主张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诉讼权利。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终极目的具有财产性特征。当事人提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其深层次原因是为最终获得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和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工亡待遇赔偿，诉讼目的并非为保护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从这一终极诉讼目的出发，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相应的诉权，符合当事人的诉讼期望，有利于保护死者生前的相关权益。况且，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无法解决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提起的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有时附带包含了死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主张，如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等。这些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死亡的劳动者，而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直接权利主体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因此不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就不能对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予以处理，最终将导致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劳动者的死亡而被逃脱。
其次，人民法院不具有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工伤认定的司法权限。劳动者近亲属提起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诉中必然涉及到工伤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是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作为国家工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机关对劳动者所受损害进行的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权行使的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各有其明确的行使边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司法权行使的界限，不应在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跨界行使权利。
最后，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诉的诉权符合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主导思想。新修改的民诉法不仅从量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如增加了公益诉讼等，而且从质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在此大环境下，笔者认为，严格地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做法与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思路不相融合。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8年10月，彭某到武汉市某食品经营部（以下简称食品部）从事搬运工作，食品部以每天50元的工资标准按月发放彭某工资。2009年11月13日早晨6时左右，彭某在食品部从事搬运过程中突感头晕，食品部安排其在经营部休息，未见好转后派人送其到医院就诊，经诊断为脑出血、脑疝形成、高血压3级。上午11时彭某家人将其从医院接回家中，下午4时彭某死亡。2010年1月，彭某之妻朱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仲裁申请，请求确认彭某与食品部之间存在劳动关系。2010年3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仲裁裁决向人民法院起诉。一审法院判决确认彭某与食品部存在事实劳动关系，食品部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属于身份权的范畴，鉴于身份权与人身权不可分离，朱某非确认劳动关系之诉的适格当事人，因此裁定驳回起诉。朱某对终审结果不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第一次再审维持了二审法院的裁定，朱某再次申请再审，最终第二次再审撤销了终审的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分歧】
本案是一起较为典型的劳动者死亡后劳动关系确认之诉，之所以不同审级的法院对本案的裁判结果不同，是因为对于劳动者死亡后对劳动者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如何进行保护存在两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第一种裁判思路认为，本案案由为确认劳动关系纠纷，请求确认的事项属于身份权的范围。身份权是自然人因具有特定的身份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不可分离、无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鉴于身份权与人身不可分离的特征，相应的请求权只能由本人行使。以劳动关系存在与否为审理对象的确认之诉中应当由劳动关系的双方作为当事人，否则存在当事人不适格的程序问题。劳动者近亲属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其目的并非单纯止于确认之诉，通常是为后续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待遇赔偿做准备。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劳动者近亲属作为工伤待遇赔偿纠纷的适格当事人，有权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因未参加工伤保险而导致的相关待遇赔偿责任。对于双方争议的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问题，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中作为事实问题进行审查，没有必要单独成诉。
第二种裁判思路认为，应当在劳动者死亡后赋予其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劳动者的权利范畴分为两个层面：在人身权方面，具有自由择业权、劳动安全权、休息休假权、民主管理权等，这些权利与劳动者的人身紧密相连，具有人身专属性，一旦权利主体消亡，这些权利也随之而消灭；在财产权方面，具有获得劳动报酬权、福利权和社会保障权等，这些财产性权利可以与人身相分离，在劳动者死亡后可以作为遗产或死者近亲属固有权利进行分别处理。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主张事实劳动关系成立，其目的不是为保护劳动权利中的人身性权利，而是为取得工亡待遇赔偿做准备，带有明显的主张财产性权利的动机。因此，应当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与确认之诉的权利，以充分保护其合法权益。司法实践中，对于事实劳动关系的审查一般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的相关规定，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如工资支付凭证、工作证、工作服、招工招聘表等物品，对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如用人单位否认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则应提供反证予以证明。在这一审查过程中，据以认定事实劳动关系存在与否的证据均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因劳动关系的一方主体消亡而影响其对于既往事实的证明力。因此，即使劳动者本人死亡，由其近亲属代为主张事实劳动关系也不存在案件审理中事实无法固定的问题。
【评析】
综合以上两种裁判思路不同考量因素的分析，笔者最终较为倾向于第二种裁判思路，且认为在劳动者死亡后不仅应当赋予死者近亲属参加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权利，还应当赋予其代为主张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诉讼权利。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劳动关系确认之诉的终极目的具有财产性特征。当事人提起劳动关系确认之诉其深层次原因是为最终获得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和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的工亡待遇赔偿，诉讼目的并非为保护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身份性劳动权利。从这一终极诉讼目的出发，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相应的诉权，符合当事人的诉讼期望，有利于保护死者生前的相关权益。况且，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无法解决劳动者生前财产性权利的保护问题。劳动者死亡后其近亲属提起的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有时附带包含了死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主张，如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未缴纳养老保险的赔偿等。这些财产性权利的享有主体是死亡的劳动者，而工亡待遇赔偿之诉中直接权利主体为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因此不首先解决劳动关系确认的问题，就不能对死亡劳动者生前的财产性权利予以处理，最终将导致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劳动者的死亡而被逃脱。
其次，人民法院不具有在民事诉讼中进行工伤认定的司法权限。劳动者近亲属提起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之诉中必然涉及到工伤的认定，《工伤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工伤认定的法定部门是工伤保险行政部门。工伤认定作为国家工伤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法定机关对劳动者所受损害进行的定性处理，属于行政权行使的范围。司法权与行政权各有其明确的行使边界，人民法院应当遵守司法权行使的界限，不应在无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跨界行使权利。
最后，赋予死亡劳动者近亲属参诉的诉权符合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主导思想。新修改的民诉法不仅从量上扩展了诉权的范围，如增加了公益诉讼等，而且从质上丰富了诉权的内涵，完善了保障诉权得以实现的各项机制。在此大环境下，笔者认为，严格地限制当事人诉权的做法与当前强化当事人诉权保障的司法改革思路不相融合。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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