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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


（1997年3月3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第183号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合理利用水资源，促进计划用水和鼓励节约用水，保证水利工程正常运行，维护供用水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水利工程，是指本省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具有供水作用的水利工程。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的管理单位，以及利用水利工程供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简称用水单位），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利用水利工程的扬水设施排除地面积水，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物价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管理工作。并按照各自的职责，具体负责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核定、调整工作，协调处理供水价格争议，监督本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
第五条 进行水利工程供水的管理，应当遵循因地制宜、分类定价、统筹兼顾和讲求效益的原则，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充分发挥水利工程作用。

第二章 供水价格的分类与核定
第六条 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按照不同的供水对象分为农业用水（排水）、工业用水、生活用水和水力发电用水价格。
第七条 农业用水（排水）的价格，包括基本水价和水量水价。
基本水价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分别核定。在灌区范围内能够进行有效灌溉的耕地，以及水利工程的扬水设施设计排水范围内的区域，无论年度内是否灌溉（排水），都应当按照规定的基本水价缴纳水费。
水量水价按照供水（排水）的生产成本和生产费用核定。
第八条 工业用水的价格，从水利工程与用水单位引水设施的分界点起计算，并按照下列规定核定：
（一）消耗水的价格，按照供水生产成本、供水生产费用、税金和利润核定；
（二）贯流水的价格，按照消耗水价格的百分之二十五核定；
（三）循环水的价格，按照消耗水价格的百分之二十核定；
贯流水和循环水使用后返顺水利工程的，其水质必须符合水利工程的水质标准。不符合标准的，少量返回水利工程，由造成污染的用水单位依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处理，并按照消耗水的价格缴纳水费。
第九条 生活用水的价格，按照略低于工业消耗水价格的原则核定。
第十条 水力发电用水，结合其他用水的，其价格按照电站售电价格的百分之十五或者电网平均售电价格的百分之十核定；不结合其他用水的，其价格按照结合其他用水价格的三倍核定。
小水电的发电用水，结合其他用水的，其价格按照电站售电价格的百分之七核定；不结合其他用水的，其价格按照电站售电价格的百分之十核定。
利用同一水利工程调节水量的梯级小水电站，其二级以下小水电站的用水价格，按照前款规定价格的百分之十核定。
抽水蓄能发电用水的价格，根据下游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的需要具体核定。
第十一条 利用水利工程排放污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污水排放标准，并报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批准，按照工业消耗水核定价格。
第十二条 有移民遗留问题水库的供水价格，农业用水在本办法规定价格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在本办法规定价格的基础上提高百分之十五；水力发电用水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拟定方案，报省政府批准后执行。按以上规定增收的水费必须专项用于扶助移民发展生产。
第十三条 因特殊情况动用水库死库容水量的，其供水价格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相应供水价格的二倍核定。
第三章 供水价格审批
第十四条 跨流域引水（包括引长江水、引黄河水）的水利工程，同一水系联合运行的水利工程，以及独立运行的水利工程，同一水系联合运行的水利工程，以及独立运行的水利工程，其供水价格应当分别核算，并按照下列规定审批：
（一）大、中型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方案，报省物价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二）小型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方案，报设区的市物价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水资源的供需情况和用水单位的承受能力适时调整。调整方案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拟定，按照前条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四条 水费计收
第十六条 水利工程的水费一般用货币计价和货币结算。但农业用水（排水）的水费，可以根据当地的传统习惯和农民意愿计收实物。
第十七条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供应农业用水，应当在水库出口和灌区斗口分别设置量水设施，实行计量收费；供应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应当在水利工程与用水单位引水设施的分界点设置量水设施，按月计收水费；供应水力发电用水，应当按照电站的发电量计收水费。
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可以按供水计划预收水费。
第十八条 水利工程的水费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收取或者其委托的单位代收。
第十九条 农业用水单位因遭受自然灾害交纳水费确有困难的，可以向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设区的市或者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缓交、减交或者免交水费。
第二十条 在水资源紧缺年度非农业用水超过用水计划指标时，实行超额累进收费。具体标准由省物价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另行核定。
第二十一条 用水单位和水利工程扬水设施设计排水范围内的受益单位及个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期限交纳水费。逾期未交的，可以按月加收百分之五的滞纳金；多次催交无效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有权限制供水和排水。
第二十二条 水利工程的水费必须按照本办法计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提高供水价格，或者将其他费用加入水费一并征收。
第五章 水费使用管理
第二十三条 水费收入是维持水利工程正常运行和更新改造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其中经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核定抵作供水生产成本、供水生产费用和事业费拨款的水费，视为预算内收入。
第二十四条 水费收入中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取的折旧费，必须全部用于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和生产经营周转。国家投资建设的水利工程所提取的折旧费，百分之五十留给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经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使用；百分之五十上交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用于全省水利工程的更新改造。
第二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管理权限，对所属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水费收入适当调剂余缺。
第二十六条 国家投资建设的水利工程的水费收入的纯盈余部分，应当按照下列比例上交水行政主管部门，统筹用于水利工程的维护、更新改造和基地建设：
（一）省管的水利工程，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百分之五十；
（二）设区的市管的水利工程，分别向设区的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
（三）县管的水利工程，分别向县、设区的市、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上交百分之二十五、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
第二十七条 由水利工程地处偏僻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及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严重等特殊原因，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所收水费不足以支付管理经费的，财政部门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继续给予补贴。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对水费的使用管理实施监督检查。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依法管理使用水费。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的实施细则由省物价部门和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一九九零年五月三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河北省水利工程水费计收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张晶


法治国的框架里，刑事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防线，而监狱是“最后防线”的最后屏障的理念，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监狱执法不公，抑或妥协执法，意味社会公平防线的全面崩溃，人们有理由追问：妥协执法，法治何在？法治不存，秩序何在？秩序不存，公平何在？
公平不存，法治何在？这不是绕口令，也不是文字游戏，而是人们对法治的真切的呐喊与呼吁！因此，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结论：妥协执法的恶果就是破坏法治，就是阻碍法治国建设的进程。不过，我们一味责怪监狱机关执法不公是有失公平的。
因为，监狱机关妥协执法的现象难以根除，除了监狱机关管理不力、执法不严、极少数干警素质不高的原因外；“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有关领导”是难辞其咎的。一个“有头面”的罪犯（关系犯）被投送到一个监狱服刑时，监狱长就成为了重点“公关”的对象。监狱不是空中楼阁，监狱总是在具体的存在，监狱工作处处“受制于人”，监狱长也要食人间烟火，这种状况的客观存在，多少令“人微言轻”的监狱机关无法招架。因此，监狱长“妥协”了。尽管这种理由摆不上桌面，尽管这多少有些为监狱长推托责任的嫌疑，但这是客观事实。这里，我们似乎不应该停留在争论监狱机关存在的妥协执法现象是谁的责任，而是应从法治的角度去深刻揭示监狱妥协执法的危害。
监狱机关，是我国法律实施的重要部门。监狱工作有多重要，清末的修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
“监狱与立法司法鼎峙而三，纵有完备之法与明允之法官，无适当之监狱，以执行刑罚，则迁善感化，犹托空言。”
再言：“监狱尤为内政外交最要之举。”
又言：“ 其监狱之实况，可测其国程度之文野。”[前修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奏请实行改良监狱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是一日。）]
在沈家本稍后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徐谦，他在参加完“第8次万国监狱会”后，写的《报告折》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监狱制度与刑法审判二者有密切之关系，监狱不良则行刑之机关未完善，而立法与执法之精神均不能见诸作用。无论法律若何美备，裁判若何公平，而刑罚宣告以后悉归于无效。［徐谦等回京报告折（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监狱制度在立法执法中蕴涵公平精神的论述。其实，政府设立监狱的意义也大概在此。监狱作为社会管理的工具，监狱刑罚执行出现了问题，法律再好，判决再公平，都失去了意义，仅仅是一种形式外壳而已。
然而，长期以来，监狱中的不公正执法现象未能有效制止。至少在民国期间，监狱学学者林纪东就关注“妥协行刑”的现象，他认为，这“使行刑全无意义，破坏刑事司法的根本精神。”
其实，不公正执法不仅对法治是一种破坏，即使对监狱自身工作的冲击也是致命的。监狱对“关系犯”的“照顾”，意味着破坏正常的管理规范。
这里仅以减刑、假释为例。减刑、假释对罪犯的影响最大，是罪犯在服刑期间最关心、最高层次的需要。减刑、假释的公正、公平运用，能引起罪犯普遍关注，对法律的权威能起到强化、示范作用，从而成为每个积极改造的罪犯可以预期（期待）的目标，而不断地强化、激励罪犯的持续积极改造的心理和行为，不断强化罪犯的法律信仰。从更广的范围看，可以促使和推进监狱形成一个的积极向上的改造氛围，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促进监管安全稳定，并反过来为罪犯积极改造提供条件保证，使改造手段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反之，积极改造的罪犯得不到相应减刑、假释，而那些“关系犯”以及靠“钱刑交易”的罪犯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减刑、假释，仅从改造层面上来说，可造成全部改造手段的失灵，因为纵然监狱干警在理论上说得天花乱坠，而现实的反差是执法上的不公正、不公平，又怎能令罪犯心服口服呢？又怎能使在罪犯心灵深处建立法律权威与公平的通道呢？
不少罪犯对“关系犯”受到照顾而愤愤不平：我们辛辛苦苦在改造，他们可以完全凭“关系”得到照顾，我们改造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对“关系犯”来说，即使受到照顾，也还显得并不满足，他们认为还应该再够“意思”。由此可以看出，“照顾”严重破坏了法治的公平价值：正经改造的罪犯，对公正提出质疑；受到的照顾的“关系犯”，对公平视若儿戏，他们认为，自己是付出了“代价”的。对“关系犯”的照顾，使刑罚执行的定制遭到破坏，使更多的罪犯（甚至包括“关系犯”）在头脑中建立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无钱当鬼把磨推”的认识基础，对公平、公正执法的消磨与侵蚀是致命的。罪犯有了这样的感受与体验，试图再让他们相信法律，几乎是不可能的；监狱对罪犯的改造就显得多余而毫无意义。在这样的境况中，必然会使罪犯失去对法律的信任，失去对干警的信任。这样，监狱机关对罪犯的改造，任凭监狱干警如何辛苦、奉献以至于牺牲，在罪犯的眼中不过是虚伪的表演、真实的面具而已。可见，一次不公正的执法足以摧毁千百次的说教。
法律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法律的信任并进而形成“法律至上”的信仰与理念取决于在具体生活中对法律权威的现实感受和对法律职业人员（监狱警察可以认为是一种法律职业）公正执法的现实体验。人们可以想象：妥协执法这种状况，对罪犯改造，对社会法治的建立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人们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对法律信任、认同开始动摇。而法律信仰的确立是人们树立“法律至上”理念、崇尚法律的基础，是法治国家建立的基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不存在，法治国则是无从建立的。何况，在我们一个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的国家，公民对法律信仰本来就缺乏牢固的根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有意或无意的损害本来就脆弱的法治基础，则监狱机关不仅无法担当起建设法治国的历史重任，而且监狱工作、监狱机关会严重拖累法治国建设的进程。
妥协执法，监狱不能承受之重。
监狱机关公正执法形象的确立，最重要的是监狱警察公正执法，用自己良好的作为去捍卫法律的尊严；要坚决纠正对各类“关系犯”的关照，有效抵制“有关部门”、“某些单位”的“个别领导”对公正执法的干扰，切实发挥监狱机关在法治国建设中的职能作用。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和期待，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随着人们法制观念的确立，监狱机关的执法干扰将会不断减少，监狱机关公正执法的良好环境会不断改善，尽管，道路是曲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