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无偿”，通常指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超出市场限度的不对等状态；在为第三人担保或为第三人承担债务的情形下，则指交易时其追偿权无充分保障的状态。与法律行为的撤销相比，破产中无偿行为的撤销有重要区别：在对象上，既包括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以外的其他“法律上的行为”，也包括诉讼行为、第三人的行为等；在法律效果上，若依“责任说”，其并不导致所撤销之行为失效，而是导致有关被转让的财产继续承担其（未撤销前）对债权人的一般担保责任。若撤销相对人破产，撤销权人享有“准取回权人”的地位。
当前，破产法的理论和实务常常坚持“问题导向”，以避免纠缠于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便是一例。这种试图“走捷径”的做法虽然可以省却一些迂回缠绕的理论辨析，但也导致这一法律制度过度脱离既有的概念和体系，致使其准确、可稳定预期地应对复杂、疑难问题的能力大大降低。有鉴于此，笔者拟对破产撤销制度中无偿行为的撤销作番探讨，以期对我国破产法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一、无偿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破产程序中，“无偿”有其特殊的含义，“无偿行为”亦有一定的认定标准。下面分述之。
（一）无偿的含义
“无偿”这一概念所描述的是合同签订时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超出市场限度的不对等状态。按照这一表述，不要求任何回报的赠与自然属于无偿行为，而不等价的交易，就其不等价的部分而言，亦属于无偿。具体而言，债务承担、为第三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将第三人如妻子、子女等指定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附条件赠与、[1]低价转让所持有的股票等，都至少是部分地属于无偿行为。[2]判断是否无偿的关键，是破产债务人是否不可回复地将特定利益移转于他人。以无偿地使用借贷或消费借贷为例，鉴于破产债务人仍然保有要求返还标的物的权利，因此其无偿转移的财产数额，仅限于第三人所获得的无偿使用之权益，如物之租金或无偿借款的利息。
在理论和实务上，对某些表面上有对价而实质无对价的行为，亦可着眼于本质将其归类于无偿行为。例如，若债务人以其财产出资（形式上是以出资为对价，获得了股权）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司股权又难于转让变现，破产管理人可以用请求返还出资的方式行使撤销权。对此，从理论上看，破产管理人要求返还出资主要着眼于债权人而非破产债务人即出资人自身的权益，因而与公司法上禁止出资人自己撤回出资的原理并不矛盾。[3]在这种情形下，与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财产独立的信赖利益相比，以可撤销方式转移财产的债务人的债权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另外，从功能性的角度看，若不规定破产管理人撤销出资的权利，债务人将很容易转移其财产，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4]商事组织的人格或组织属性，当然应予尊重，但必须看到组织可能存在的局限。在涉及破产撤销时，若有必要，应打破对组织的“迷信”而以当事人之间真实关系为基础处理相应的法律争议。[5]
（二）无偿行为的认定标准
１．存在无偿交易的行为
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是撤销权的客体。必须注意的是，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并不仅仅是“法律行为”，而是范围更宽泛的“法律上的行为”，即既包括债务人的积极行为和消极行为，也包括第三人行为。其中债务人的积极行为有订立合同等负担行为、债权让与等处分行为、行使撤销权等形成权的行为，以及具有实体性内容的诉讼行为如和解、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消极行为有债务人放任诉讼时效经过、放弃诉权、在付款人拒绝承兑或承兑人拒绝付款时放弃进行票据保全手续、[6]在买卖交易中约定检验期间时放弃对标的物数量、质量上的异议或在诉讼程序中放弃抗辩等行为；第三人行为有第三人申请个别的强制执行等行为。这些行为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没有支付充分对价的属性是共通的。
从上述破产撤销客体的特殊性中可以看出，其与着眼于消灭法律行为效力的撤销有所不同，难以用民法上“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形成权”等描述性概念简单地加以归纳，而应从传统民法上的有关制度“复合”或“分解”的角度加以解释。例如，在撤销债务人放任诉讼时效经过的“消极行为”时，法律教义上可以分解为两步。第一步是撤销债务人不作为的“行为”：该不作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且其位于破产临界期内这一特定时间内；第二步是撤销权人“溯及地”行使代位权，即“代替”债务人在假设可以行使撤销权之时作出足以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意思表示，进而产生诉讼时效不经过的效果。又如，破产撤销上所谓“诉讼行为的撤销”，严格地说，也并不是通过破产管理人行使撤销权撤销有关的判决。撤销的客体仍然是债务人在诉讼中以损害债权人的方式作出的承认对方诉讼请求、诉讼和解等的行为。鉴于法院的判决无非是对该类行为的确认，因此这些行为被撤销了，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判决自然也失去了正当性依据，从而导致出现撤销相对人应返还其所受利益乃至作出损害赔偿的法律效果。
２．行为具有“无偿性”
（１）债务人为其既存债务事后提供担保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第３１条将事后担保与无偿转让财产行为并列规定，并适用相同的临界期。表面上看，这一安排是合理的：“对无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债权人未再付出任何对价，性质上构成了对债权人的无偿转让。但是，考量其本质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典型的无偿转让财产如赠与行为中，相对人并未支付任何对价，而债务人财产因该转让发生了减少，因此基于“不得不劳而获”朴素的公平观念，撤销这类行为是有正当性的。而在有担保的“交易”中，担保权的设定本身并未造成债务人财产的实际减损。通常所谓的“减损”是在担保权实现时发生的，而担保权的实现本质上可以看作是担保权与主债权之间的“替换”：债权人获得担保物的变现所得，相应数额的债权因此消灭。若担保权实现时其资信良好，即便从债务人之其他债权人的角度看，事后担保也未对其造成任何损害。也就是说，事后担保可撤销的依据并不在于该行为的无偿性，而在于债务人已陷入困境的特定期间内，通过将普通债权人转为有担保债权人，实现对既存债权人客观上的个别清偿。在这个意义上，“债务人已陷入困境”的要求对事后担保这一撤销事由的正当性而言至为关键。因此，有必要将事后担保与其他无偿转让财产区分开来，在临界期、主观状态、例外规定等要件上分别作出规定。类似地，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也应作此种理解和处理。《破产法》未作区分地将事后担保与“无偿转让财产”规定在一起，殊为不当。
（２）债务人为第三人债务提供担保
当下，理论界对于破产债务人为第三人提供担保的行为是否属于“无偿转让财产”的认识尚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在担保人真的需要代债务人清偿时，往往债务人已丧失清偿能力，虽然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但其权利实现的可能很小”，[7]所以应将其解释为无偿行为。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建立在“担保人履行义务时，债务人往往已丧失清偿能力，代位权实现可能性小”这一并非十分准确的外在推测的基础之上的。更严谨地分析应当是区分不同的情形分别加以讨论。[8]１）在贷款与担保互为条件、同时履行时，担保人（之后的破产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同时，担保权人即债权人向第三人支付了相应的款项，因此担保权人并未无偿取得财产担保权，而担保人即便承担了担保责任，也仍然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故也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即便第三人在借款后陷入破产的困境，也只是担保人应当承担的正常风险（其只能作为普通债权人受偿）。[9]另外，在债务人即担保人是为了履行对第三人的特定义务而提供担保时，如债务人尚对第三人负有债务，其意图在承担担保责任后将其追偿债权与其所负债务抵销，也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10]２）债务人明知第三人无力偿还而仍然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在该种情形下，虽然债务人形式上享有对第三人追偿的权利，但因该追偿权不可能实现，故仍然构成无偿转让财产。若担保权人即第三人的债权人在明知第三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仍然提供借款，该担保权人通过行使担保权所获的清偿自然可被撤销。若该担保权人不知第三人无力偿还借款，则撤销所指向的相对人只能是该第三人。对此，撤销的机理可以是对债务人、担保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三角”交易关系“裁弯取直”，将债务人的担保理解为是其对第三人的赠与，因而可以被撤销。３）在事后为第三人的既存债务提供担保时，若担保人并无担保的义务并且也未从债务人处获得任何的对价，鉴于事后担保的“可疑性”可以推定债权人明知第三人处于无力偿还的境地，即债权人的债权处于无价值的状态，从而准用第二种情形中担保权人的“明知”规则。
此外，在确定“债务人为第三人提供担保”这一行为的性质时还须综合考虑相关制度，从整体上作出判断。例如，在银行、担保公司等对外开具信用证或提供担保时，并不构成“无偿”。而在公司制企业对外进行担保时，要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１６条关于公司担保管制规则的约束；若公司确能在遵守《公司法》第１６条的情况下对外提供担保，还可在条件成立时考虑适用“刺破公司面纱”、公司集团制度等相关制度以期减轻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的调查义务，充分降低担保交易的成本。
（３）债务承担
与前述为第三人提供担保类似，对于代第三人清偿债务行为的可撤销性，应区别以下四种情形加以讨论：１）在破产债务人承担了第三人的债务或者清偿了第三人的债务时，因破产债务人同时也取得了对第三人的追偿权，因此，若无其他事实，其行为本身并不构成无偿转让财产。２）在破产债务人为了向第三人转移财产而代第三人清偿债务且第三人并未丧失清偿能力的，可构成向第三人无偿转让财产，撤销的相对方是第三人。３）在债权人明知第三人丧失清偿能力且其债权本已处于无价值状态的情况下，破产债务人代第三人清偿的，属无偿转让财产，接受清偿的债权人为撤销的相对方。[11]４）还可能存在的情形是，在债务人承担债务时，第三人已丧失清偿能力且其债权人不知情。对此种情形，鉴于债权人并不知情且并无进一步审核的义务，因此撤销的相对方不应是债权人，而只能是该第三人，即如同该第三人接受债务人的赠与。不过，若第三人的债权人获得清偿的时点也处于破产临界期内且可由第三人的破产管理人根据偏颇清偿制度撤销，则在第三人向破产债务人为返还后可以撤销对债权人的清偿，进而要求其对自己为返还。
（４）债务免除
作为无偿行为的一种，债务免除具有其特殊性。[12]债务免除可直接导致权利的变动，性质上属处分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因此，撤销权人撤销的对象是该处分行为本身。该项债务免除行为被撤销后，原债之关系即行恢复。破产管理人可请求债务人的该债务人履行义务。
理论上，在债务免除中，除了撤销相对人直接从中获得的利益外，有时还可能涉及第三人。例如，破产债务人出借给甲１００万元，同时约定由乙对该债务提供保证，因为破产债务人的董事长是甲的好友，在其动议下由公司免除了甲的债务。事后破产管理人行使了撤销权，使得该债务免除行为无效。此时甲应如约还债，自不待言。问题是若甲此时已无资力，债务人可否请求乙履行保证义务？在这一交易安排中，破产债务人对乙的权利性质上从属于其对甲的主债权，主债权被免除，从权利自然亦随之消灭；同理，在该免除行为因破产撤销而宣告无效时，主债权和从权利也应一并恢复。[13]
二、无偿行为的发生时点
无偿行为减少了债务人的一般财产，削弱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并且相对人未支付对价，其期待利益有限。因此，各国法律大多规定了较长的撤销临界期，[14]并且在债务人或相对人主观要件上的要求也较为宽松，在特定临界期内甚至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15]
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务上，无偿行为发生时点的确认都颇值斟酌。例如，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作为买受人的债务人在签订买卖合同时，价款与标的尚处于对等的状态，而在履行时，合同约定的价格已只及标的物市场价格的一半，此时债务人的履行，是否属于“无偿”？要回答上述问题，应当从确定无偿性的时点和确定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作出的时点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贵阳市绿化条例
贵州省贵阳市人大常委会
贵阳市绿化条例
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9年6月25日贵阳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99年9月25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林木、林地和绿地的建设和管理，促进绿化事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绿化工作，实行绿化任期目标责任制。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资源的保护、利用、更新、管理和监督。
本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园林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所辖规划区城镇绿化的建设、保护和管理。
规划、建设、城管、环保、水利、交通、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绿化工作。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应按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规划、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全市林业、城镇绿化规划，纳入本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规划确定的林地、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改变。
第五条 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的国有林地、绿地的建设、保护、管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绿化建设、保护、管理资金，采取多渠道、多层次筹集的办法。
第二章 植树造林
第六条 本市年满十八周岁至六十周岁的男性公民、年满十八周岁至五十五周岁的女性公民，除丧失劳动力者外，每人每年义务植树三株，或承担相应劳动量的其他造林绿化。
提倡、鼓励十一周岁至十七周岁的青少年参加力所能及的植树造林劳动。
对因结婚、生育等植树纪念的公民，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提供条件。
第七条 实行单位绿化任务负责制，不能完成植树任务的单位，应按规定交纳绿化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绿化。
第八条 义务植树实行定地点、定任务、定质量、定责任，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单位和个人，加倍收缴绿化费。
第九条 工程造林实行规划、资金、质量、审计、验收的项目管理制度。
第十条 国有林业用地，由用地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农村集体所有宜林荒山、半石山由集体组织负责造林绿化。
铁路公路两旁、河流两岸、湖泊（水库）周围和风景名胜区、旅游景区由主管单位负责造林绿化。
国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可由集体或个人承包造林绿化。
第十一条 环城林带建设应根据城市发展需要，逐步扩大面积，并有计划进行林分改造。
第三章 城镇绿化
第十二条 城镇绿化建设实行分工负责制。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干道绿地、风景林地，由其主管部门负责；机关、团体、部队、学校、厂矿等单位的附属绿地，由本单位负责；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绿化，由开发、改造单位负责；居住区绿化，由建设单位负责。
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城镇绿化工作的指导。城镇绿化应结合实际，突出特色，运用园林建筑技术、艺术手段，种植养护树木花草。充分利用高架桥、保坎、屋顶、墙面等进行绿化。
第十三条 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例为：
（一）居住区不低于30％，旧城改造不低于25％；
（二）学校、医院、疗养院、机关团体、公共文化设施、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三）主干道不低于20％，次干道不低于15％；
（四）其他工程建设项目，城区不低于25％，区、县（市）政府所在地的城镇不低于30％。
第十四条 新建工程建设项目的绿化配套建设资金，应列入建设项目总投资，并按城区内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200元，城区外绿化用地面积每平方米100元在银行专户储存，由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监督使用。
第十五条 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由持有相应资格、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在本市从事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应持资格、资质证书到园林行政主管部门登记。
第十六条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按规定核定绿化用地面积，并经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方可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新建工程项目改变绿化用地，应经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城镇绿化工程应与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按批准的设计方案建设，必须在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个绿化季节内完成。
绿化配套工程竣工后，经园林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付使用。
第四章 保护管理
第十八条 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苗圃、花圃、草圃的建设，指导专业户育苗，支持和帮助有条件的单位自建苗圃，逐步实现绿化苗木自给。
第十九条 林地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铲土烧灰积肥；
（二）焚纸烧香；
（三）挖树刨根；
（四）倾倒垃圾废料；
（五）破坏自然景观和污染环境。
第二十条 名胜古迹林、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及古树名木严禁采伐。
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国防林、水土保持林、护路林、护岸林及母树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用材林根据不同情况，可进行抚育间伐或小面积更新采伐。
第二十一条 国有、集体、个人（农村居民自留地和房前屋后零星林木除外）所有的林木，实行采伐限额管理，凭证采伐。
铁路、公路的护路林和园林部门管理的树木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发放砍伐许可证。其他的林木砍伐许可证，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发放。
第二十二条 古树名木，不分权属，分别由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建立档案和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监督管理。在单位管界和私人庭院内的，由单位或住户养护。
第二十三条 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应不征占或少征占林地，确须征、占用林地，由用地单位向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由用地单位申请办理使用林地许可证，依法缴纳林木、林地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和安置费。
征、占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所在地城镇的林木、林地，其林木、林地补偿费，经批准可高于同类标准。
第二十四条 收取的绿化费，森林植被恢复费，绿化配套建设费，绿地补偿费，应交同级财政部门专户储存监督用于植树造林、城镇绿化的建设和保护，并由同级审计部门进行年度审计。安置费应用于安置人员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不得擅自占用城镇绿地、改变城镇绿地的使用性质。确需占用、改变的，城区10平方米以下由市人民政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区、县（市）城镇30平方米以下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园林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审批；超过上述面积且不到1公顷的，须经市
人民政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批准；1公顷以上的，按规定审批。
临时占用绿地，应缴纳临时占用费，并限期恢复；改变绿地使用性质，应落实补偿措施。
第二十六条 禁止将城镇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风景林地出租、出让、用作抵押。禁止侵占公共绿地搞其他建设项目。禁止擅自在公共绿地开设商业、服务摊点。
第二十七条 城镇严禁擅自砍伐、移植树木、毁坏绿化种植，确需砍伐、移植树木和毁坏绿化种植的，城区由市人民政府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其余区、县（市）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园林绿化的行政管理部门审批；砍伐树木胸径超过30厘米，或一处一次10株以上，由市人民政府
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市人民政府审批。砍伐树木、毁坏绿化种植应按标准补偿。
《准伐证》、《准移证》由市人民政府统一印制。
第二十八条 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建立管护制度，配备管护人员，加强绿化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采伐名胜古迹林、革命纪念林、自然保护区森林及古树名木的，由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追缴树木，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1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盗伐、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森林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一条 擅自占用林地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拆除林地上违法建筑物及设施，恢复原状，可并处每亩30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森林资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二条 擅自占用绿地的，由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退还、恢复原状，可并处每平方米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三条 擅自在城镇公共绿地内开设商业、服务摊点的，由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迁出或拆除，可并处每平方米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第三十四条 未按标准建设配套绿化工程，责令限期改正，可并处每平方米3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的，按建设配套绿地面积处以20倍土地出让金罚款。
第三十五条 未取得资格、资质证书承揽城镇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的，由园林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取缔，并对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分别处以绿化工程总造价10％、20％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按管理权限责令停止侵害；造成损失的，应负赔偿责任，并按造成损失价值的一至三倍处以罚款：
（一）损坏城镇树木花草的；
（二）擅自修剪或者砍伐城镇树木的；
（三）擅自迁移古树名木的；
（四）损坏城镇绿化设施的；
（五）在林地铲土烧灰积肥，焚纸烧香，挖树刨根，倾倒垃圾废料，破坏自然景观和污染环境。
第三十七条 林业、园林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作出的决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可以纠正或撤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由作出决定的部门依法赔偿。
造成违法占用林地、绿地或违反本条例规定发放许可证的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1999年9月25日通过）
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贵阳市绿化条例》，由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1999年9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