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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争议的“股东身份”为何须经法院确认？

（优仕联律师事务所 王政 律师）

近期，本所又发现一起某地方法院审理的当事人之间无事实争议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对本案当事人如此“费尽心机”而又“画蛇添足”的“高明”做法本律师实在是不敢恭维！对当地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暗中大力支持行为本人也实在是有些大惑不解！
下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案情，再探究一下其中的玄机吧。

一、案情简介
我国西部内陆某省份一房地产开发公司于2004年10月份某日向该省省会城市下辖的某县级市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求确认公司个别股东资格的民事起诉状。在起诉状中该房地产公司诉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2380万元，其中被告李某、刘某各出资833万元，但二人却未出资，是公司的其他股东将注册资金补足。公司成立后，被告李某、刘某（实际上刘某是公司的董事长，李某和刘某是夫妻关系）一直未向公司交付其出资额，同时也未履行股东义务。二零零三年十月十日，我公司正式函告两被告，若不按公司要求交纳出资额将丧失股东身份，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份额将有验资时代二人补交出资款的股东享有。但两被告至今也未将出资给付我公司。现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被告李某、刘某不具备我公司股东身份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鉴于本案被告李某、刘某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无任何异议。于是法院在判决书中直接确认了原告在起诉状中所提到的事实。并且作出如下判决内容：
本院认为：股东为公司的出资者，公司股东按其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享有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本案被告李某、刘某虽在工商部门登记为股东，但其均未实际出资，且在原告（即房地产公司）限期其交纳出资额后仍未交纳。在原告经营过程中，被告李某、刘某亦未履行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故两被告实际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资格。原告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身份。
本案案件受理费100元，原告已预交，现由被告李某、刘某负担，须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逾期不付，则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不知法官是依据哪条法律规定判决加倍支付债务利息的）。
最后，原告依据该判决书确定的“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股东身份”的判决内容向原告公司注册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了股东变更登记，将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直接变更至原告公司另一股东名下（该股东姓名在判决书中未曾提到）。

二、该案引发出的疑问
通过以上案情介绍，至少可以引发出如下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一）李某、刘某已是原告公司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确认的股东，且起诉书中原告也声称公司其他股东已经替被告李某、刘某向公司补足了注册资本金。试想一下，其他股东已替被告李某、刘某向公司补足注册资本金的行为是否违法？这种代替出资行为在被告李某、刘某和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是否需要李某、刘某再次向公司交纳出资额？（二）法院受理此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已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确认的股东资格是否须再次经法院确认？通过法院的判决是否就可以随意将它取消？如果不是工商登记注册出现错误，则法院直接确认注册登记无效的行为是否属于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不正当干预？（三）原告作为公司是否具有提起确认李某、刘某公司股东身份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本案而言，原告房地产公司和被告李某、刘某没有任何涉案所争议的事实；原告若不想让被告李某、刘某成为公司股东，完全可以通过让李某、刘某和公司其他代为出资的股东订立《公司股权或出资转让协议》的方式顺利实现公司的股权过户和转让手续，为什么非得通过法院判决的形式呢？公司和法院有“让谁是股东、谁不是股东”的权力吗？（四）该案适用的法律是否经得住推敲？《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该规定是怎样支持法院的确权判决的呢？（五）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转移为什么非得需要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之间直接订立《股权转让协议》难道就不可以进行股权的转移或转让吗？凡此等等。
如此诸多可疑问题，需要我们下面再做必要的法律探讨分析。

三、相关法律问题探讨分析
（一）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是否具有股东身份的问题。依据我国现行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股东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公司或企业的出资人。我国法律不承认“隐名”股东身份，即不承认非工商注册登记股东的存在，并且要求国内股东出资必须实际到位，不允许有抽逃或虚假出资的行为存在。依据原告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公司章程、验资报告等资料，李某、刘某为原告公司注册股东，并且其认缴出资已实际到位，具有合法有效之股东身份。至于李某、刘某对原告公司的出资是其他股东代为支付或通过其他途径支付的事实，对李某、刘某二人股东身份不产生任何影响。充其量，是李某、刘某因履行对原告公司的出资义务与其他股东或第三人之间形成借贷法律关系。这种因借贷形成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独立于李某、刘某对原告公司履行出资义务后形成的股东身份法律关系。
（二）法院受理此类股东资格确认之诉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问题。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东资格或身份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即以股东名册、公司或企业章程、工商登记备案资料等所记载的股东身份为准。在非股东之间就股权归属产生争议的情况下，通过法院判决来确认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根本没有必要。本案原告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股东就是李某、刘某，此事实无须再经法院确认。李某、刘某若想转让股权或出资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程序到工商部门直接办理股权或出资的协议转让手续即可（至于股权转让款如何交割完全是私下交易的事情），根本没有必须经法院确认“谁具有股东身份、谁不具备股东身份”的必要。本案不是股东之间权益的争执，可以说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任何争议事实；本案工商注册登记不存在任何错误或瑕疵，不存在需要通过司法途径纠正工商登记行为错误的必要性。所以，本律师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对非因工商注册登记错误本身所产生的股东权益争执，法院无权进行干涉；从另一角度讲，离开工商注册登记事实，法院没有权力自行决定公司内部“谁具有股东身份和谁不具有股东身份”。
（三）本案原告公司是否具备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本案原告公司所有的注册资本金都是真实的、到位的。至于股东或出资人是谁不影响原告公司的实际资产，原告公司及公司内部的股东会或董事会都没有权利作出决议或要求取消任何一股东的资格或身份。从诉讼法角度讲，原告公司不具备提起诉讼所要求的其权利受到侵害或财产受到损失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事实，即其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
（四）该案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的问题。按照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公司法》要求非外商投资公司必须在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全部筹足。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即按照《公司法》规定，如果股东不履行出资义务，应当属于股东之间相互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何来股东资格确认之理由？按照原告公司的验资报告资料、公司章程及《公司法》本条之规定，恰恰说明李某、刘某已经实际履行了公司股东的出资义务，具有法定的股东身份。可见，本案主办法官似乎是在故意曲解《公司法》该条规定之内容，即其所适用法律无法真正支持其判决内容。
（五）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可以依据该判决就可进行股权转移变更登记的问题。按法律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依据李某、刘某和第三人自由签署的《股权或出资转让协议》进行公司股权的转移变更手续，根本无须法院判决。而即便是需要法院判决，本案法院所作出的此判决书也无法作为原告公司股权转移的依据。因为，法院在此判决书中只是确认了李某、刘某不具备原告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没有直接作出李某、刘某工商登记的股权归谁所有的判决内容；且取得公司股权利益的股东并没有作为本案判决的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所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能直接依据该判决书内容就可进行原告公司股权的变更登记，还必须要求股权转、受让双方签订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

四、法院确认股东身份背后的玄机
本来通过签订正常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可轻易实现股权转移或变更的事情，为什么非得动用如此烦琐的司法程序呢？经过本所办案人员的取证调查工作，终于发现本案判决背后还存在以下玄机：
（一）股东身份确权判决事出有因，因在“案外有案”。此案外案系指：在二零零一年十月份左右，本股权确认之诉的被告李某、刘某因信用证欠款与我国东部沿海某省份的张某产生诉讼纠纷。在李某、刘某与张某的诉讼进行期间，张某已申请某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零零一年十月份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并向原告公司和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分别发送了《协助执行通知书》。该《协助执行通知书》明确要求原告公司和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不得进行转移、抵押、质押、或进行股息或红利的分配。二零零四年十月份，李某、刘某与张某的信用证欠款纠纷终审判决下发，李某、刘某败诉。现此案已进入执行程序，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若不能转移则将面临被强制执行的现实。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为，只要有法院的判决就可进行股权转移。既然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收到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转移之事自然是非常慎重的。但是有个别工作人员却仍主观认为：只要通过法院判决形式确认李某、刘某不是原告公司的股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该法院的判决书就可以直接对李某、刘某的股权进行转移。这样做，即便是将来出了问题，也是法院与法院之间的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应当承担其中的法律责任。于是，本来通过签订正常的《股权转让协议》就可轻易实现的股权转移事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却要求拿一份法院判决书来办理。

五、我们期待着让弄虚作假的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尽管原告公司、李某、刘某及其他相关利害关系人自认为对法院扣押、冻结之股权转移事项已作出了巧妙安排，但弄虚作假、钻法律空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弄不好就会成为人们常说的“画蛇添足”、“掩耳盗铃”等寓言故事中那些自作聪明的“智者”。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２日　法发〔１９９４〕２９号）发文第１０８项规定“人民法院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后，除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自行解除和其上级人民法院决定解除外，在财产保全期限内，任何单位都不得解除保全措施”。也就是说，本案原告所在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李某、刘某在原告公司的股权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的诉讼保全措施撤销前是不能以任何理由（包括上述条款规定外的法院判决）擅自进行转移、转让或变更登记的。现既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已公然违反法律，那么其违法行为若给李某、刘某的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其就必须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按照我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内容，行为人明知是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而进行隐藏、转移、变卖或故意毁损且情节严重的，其行为将构成犯罪。本案李某、刘某故意转移股权逃避债务的行为若被进一步证实，那么其行为就会触犯《刑法》该条之规定，构成非法转移已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说不准还要受些牢狱之苦。
唯一让人搞不懂的就是当地法院作为专业的执法部门为什么会对这样明显的不符合起诉条件的“诉讼”立案受理？法院为什么不去考虑或审查此类诉讼背后原、被告双方是否可能有恶意串通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对这种原、被告双方就诉讼请求和相关的事实理由没有任何争议的案件法院为什么还要通过判决的形式处理？法院在判决的时候是否想到过其判决行为可能会直接侵害或影响工商注册登记内容所具有的法定“公示力”，是否想到过其行为可能会构成司法权的滥用？凡此等等。
莫非此案件背后还有更加令人莫名其妙的玄机？如果是真有，恐怕也是非本人能力所能知晓了！总之，我们期待着执法部门应尽可能树立法律的权威，让弄虚作假的违法者受到相应的法律的制裁。


2005年12月15日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安监管管一字[2003]32号


关于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通知

2002年，各地按照国家六部（局）联合下发的通知要求，切实加强领导，积极开展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针对性地解决了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收到了明显效果：

一是基本摸清了非煤矿山的底数。经初步确认，全国共有非煤矿山134058座（处），其中无证矿山19786座（处）。二是关闭整顿工作初见成效。截至2002年底，全国共取缔、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26489处。通过整治，非煤矿山的安全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趋于好转。2002年全国非煤矿山重、特大事故的起数和死亡人数分别比上年下降24.4%和43.6%。

全国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工作进展不平衡，一些矿山违章、违规开采现象仍然存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 据统计， 2002年非煤矿山共发生事故1634起、死亡2052人，分别比上年上升24.4%和6.2%。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整治工作重视不够。一些地区的县、乡基层领导没有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整治工作责任制不落实，特别对关闭非法和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矿山、小采石场，态度不坚决，甚至以停代整、以停代关、明停暗开，使整治工作流于形式。

二是非公有制小矿山仍是制约安全生产的主要矛盾。非煤矿山特别是小矿山安全基础差、安全投入少、技术含量低、办矿标准低、管理水平低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改变。

三是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严重不足。非煤矿山点多面广，安全监管的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各地从事非煤矿山安全监管的人员严重不足，监管力量层层衰减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县、乡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力量远远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

对于上述问题，各地一定要高度重视，清醒地认识到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总结分析前段工作的基础上，从薄弱环节抓起，从解决突出的问题入手，继续把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下去，力求取得更大的成效。

按照2003年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的要求，为进一步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促进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稳定好转，现就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03年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目标

2003年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深入落实《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和六部（局）的通知要求，着眼于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立足防范，深化整治，强化监管，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通过整治，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和不具备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矿山，淘汰落后的小矿山，消除重大事故隐患，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的安全管理，推进技术进步，从整体上提高非煤矿山的安全素质和防御能力，实现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重点对象：一是各类非法小矿山；二是事故频发、破坏资源、污染环境、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三是2002年事故和死亡人数比较多的浙江、广西、湖北、广东、云南、辽宁等省（区）；四是矿山数量较多的山东、河北、福建等省；五是各类私营、个体小矿山和小采石场。

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主要目标：一是继续依法取缔、关闭非法的、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矿山、小采石场，防止已取缔、关闭的矿山死灰复燃；二是结合整治，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进行安全评估，实施分类指导，加强隐患整改，推进技术进步，使其安全技术水平明显提高，安全素质明显改观，防御能力明显增强；三是非煤矿山总的伤亡事故增幅下降，力争重、特大事故比2002年下降15%， 遏制一次伤亡30人以上的事故，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状况的明显好转。

二、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措施

（一）突出重点，依法开展整治工作，巩固发展整治成果

各地要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地区、行业、企业、部位、环节，特别是各类个体、私营的小矿山、小采石场，严格依照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章深化整治工作。

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搞“回头看”。凡是在验收后又发生重、特大事故的，以及存在重大隐患的，一律限期重新进行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予以关闭; 对于已取缔、关闭的矿山企业，要进行巡查，严防死灰复燃; 对于目前正在整改的矿山企业，要严格依据整治的标准，加大监督执法力度。凡是证照不全以及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法规和自然资源法规明确禁止开采的，应依法予以取缔。对依法设立的非煤矿山企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以及未履行安全、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度，或虽履行了相关评价手续，但未按要求落实措施的，应依法责令其限期整改或停产整顿，经整改仍达不到要求的，要坚决予以关闭。各类矿山企业都要在专项整治中，做好防垮坝、防爆炸、防污染(中毒)、防透水、防冒落(片帮、坍塌)工作，并完善各主要生产工艺系统，改善作业环境和安全生产条件。

（二）探索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努力实现非煤矿山安全生产的长治久安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要从防范入手，着眼于宣教培训、市场准入、安全投入、“三同时”把关，强化执法及监督约束等各方面和政府、企业、中介、社会等各层面，研究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

（三）结合专项整治搞好安全评估

2003年要对70%以上的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行评估。要着重从基础工作、装备水平、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划分出好的、一般的、差的和不合格的四个等级。通过安全评估，针对不同情况，实行分档排队，实施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好的要总结提高，一般的要改进完善，差的要限期整改、缺啥补啥，不合格的要依法关闭。

（四）切实加强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督查工作，推动整治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

各地在验收工作结束后，要将整治验收结果书面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并抄报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内容包括：整治验收总体情况、采矿许可证吊销情况、工商营业执照收缴情况、整治环保治理情况、火工品证吊销情况、投入整治资金情况、投入整治人员情况，以及矿长资格证、矿山安全条件证等情况。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在2003年三季度组织力量，采取异地互检互验的方法进行督查。四季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安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工商总局、环保总局等部门将联合开展验收督查工作，验收督查工作于年底结束。

（五）严格按照安全整治标准，加强验收工作，确保验收工作的质量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验收工作一定要注重质量，绝不能走过场，以防止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应付过关。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并参考各地的验收标准，制定验收指导意见。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按计划、分步骤地对所辖市（地）或企业的整治工作进行验收，县(市)一级要对本地的非煤矿山逐个进行安全整治验收。各验收组要按照“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各负其责。对验收合格的矿山企业，要经省级整治领导小组批准方可恢复生产。对整治后仍达不到验收标准和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企业，要依法予以关闭。对已通过验收的矿山企业，要抓深化和提高，巩固整治工作成果，提高安全管理水平。要按照“谁发证，谁负责”的原则，严把审批关、发证关、签字关。

三、深化非煤矿山安全整治的具体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整治工作的领导

深化整治工作要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进行。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加强与公安、监察、国土资源、工商、环保等部门的联系，主动做好工作，做到协调行动。要在总结分析前一阶段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薄弱环节和主要问题，进一步完善整治方案，科学做出深化整治的安排，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务求实效。特别是县、乡的领导，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安全生产的关系，把安全整治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承担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凡整治不力，死灰复燃严重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整治期间发生特大事故的，要依法严加惩处。

（二）立足治本，搞好综合治理

非煤矿山安全整治工作应当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整顿和规范矿业秩序、调整产业结构和推进技术进步、健全法律法规和制度、强化基础建设和日常监督管理、加强作风建设和反腐败等项工作结合起来。要立足治本，抓好源头，做到标本兼治。通过深化整治，全面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和监督管理水平。尤其要通过经济、法律和行政等多种手段，从源头上对那些违法开采、以采代探和乱采滥挖，以及交叉重叠探采等危及安全生产的矿山企业进行彻底整治。

（三）加强基础工作，搞好集中整治与经常监管的紧密结合

要指导督促各类非煤矿山企业全面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保障的各项规定，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非公有制小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国有大中型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建立健全和严格实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完善企业内部安全生产工作机构。要将集中整治与经常性的监督管理紧密结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从根本上提高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

（四）推进技术进步与创新，促进非煤矿山安全技术升级

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法律约束、技术示范等措施，鼓励和引导非煤矿山企业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推动安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依靠科技进步，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促进非煤矿山的安全技术升级。

（五）加快整治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治任务

非煤矿山整治工作要严格按照六部（局）的通知要求进行，切实采取得力措施，加快进度，保证整治工作的质量和效果。要力戒形式主义，避免走过场，确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整治工作全面按期完成。



二ΟΟ三年三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