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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盗窃罪公正合理的定罪量刑越来越重要。《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在以前盗窃罪的标准上又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非数额的定罪情节，实现了刑法保护机能和社会保障机能。本文旨在通过对非数额型盗窃罪和传统的盗窃罪进行对比，对他们的内涵和外延分析界定，对这几种盗窃行为并存时的量刑提出合理化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在原有的盗窃罪的基础上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行为：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一改变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体现了刑法惩罚和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更有利于保护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和保障人权。

　　一、非数额型盗窃罪的含义

　　1.非数额型盗窃罪是情节犯，主要是指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这三种新型盗窃行为，只要具备了上述情节，便以犯罪论处，而不论数额多少。这是一种侵犯复杂客体的犯罪行为，既侵犯财产权、又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的可能性。

　　2.我国1979年刑法明确将“数额较大”作为盗窃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之一，在当时盗窃罪是纯正的数额犯罪。1997年刑法在原有的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将“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的定罪标准相结合，刑法二百六十四条明确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单处或并处罚金。”突破了传统的以数额定罪的立法标准。近年来盗窃罪在刑事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也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安危，原有的关于盗窃罪的法律规定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调整，与原有的数额标准和次数标准相结合的模式相比：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这几种盗窃行为，明显扩大了盗窃罪的入罪范围。传统的盗窃罪是只侵犯单一客体的犯罪，既公民的财产权，而这几种新型的盗窃行为侵犯复杂客体的犯罪。

　　二、对三种新型盗窃行为的内涵与外延进行分析界定

　　（一）入户盗窃

　　1.入户盗窃入罪的理由

　　我国刑法对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和抢劫罪都有明确规定。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是指非法强行闯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其退出仍拒绝退出，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和居住安全的行为 。“入户抢劫”，是指为了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篷、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但对入户盗窃盗窃未达到法定数额且未达到多次盗窃的，或者非法侵入公民住宅而未取得财物的，不以盗窃罪论。入户盗窃的犯罪数额在不断增多，这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且这一行为极易转化为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等其他犯罪。将入户盗窃规定为犯罪，能防微杜渐，减少其他犯罪的数目，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罚政策，达到刑法保障人权的社会机能。

　　2.入户盗窃中“户”范围的界定

　　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对何谓入户盗窃、户的范围做出了限定，纪要第二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中“入户盗窃”的“户”，是指家庭及其成员与外界相对隔离的生活场所，包括封闭的院落、为家庭生活租用的房屋、牧民的帐篷以及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等。集生活、经营于一体的处所，在经营时间内一般不视为“户”。 根据此解释，入户抢劫中的“户”一般具备两个特征：即功能特征和场所特征“户”必须是供他人生活的地方；场所特征，即指所处的环境必须与外界相对隔离，与公共场所具有一定隔绝性，不能是开放式的，而应当具有私密性。

　　认定公民住所问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白天利用住所从事商品零售、理发等经营活动，晚上做生活起居之用的营业场所。 还有那些供学生使用的集体宿舍、供不特定的人使用的旅馆宾馆的房间以及建设工地上供人数众多的工人使用的临时工棚等场所能不能认定为“户”？笔者认为，随着犯罪数量的日益增长，对“户”的理解应进行扩张解释，集体宿舍、旅店宾馆、临时工棚也同时具备供人生活和与外界隔绝的这两个特征，应当认定为户，但是供营业和起居两用的部分场所， 由于在营业时间该场所是开放的，而不是私闭的生活空间，就不能认定为“入户盗窃”。如果是犯罪分子在夜间或其他停止营业的时间进入该住所抢劫，则应当认定为“入户盗窃”。

　　（二）携带凶器盗窃

　　1.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理由

　　携带凶器盗窃在实践中经常出现，而且社会危害性也极其严重，刑法对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论处。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东茂教授指出，携带凶器行窃之所以当成一种加重条件，必因为其潜藏的危险性较高。赤手空拳行窃，遇追捕，对事主与他人的伤害程度有限；持械行窃则不同，危害扩大的可能性提高了 此次将携带凶器盗窃的以盗窃罪论处，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携带凶器盗窃一旦达到使当事人不能反抗的程度则转化为抢劫罪，抢劫罪同时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携带凶器盗窃主要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只是有侵害人身权的可能性及危险性。因此，在刑法修改的同时必须对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标准做明确的规定，包括凶器的界定及凶器使用程度等。刑法修正案八将携带凶器盗窃的既遂形态规定为情节犯，只要行为人具备了携带凶器盗窃的情节，即构成犯罪，对盗窃数额没有限定。

　　2.凶器范围的理性界定

　　2005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携带凶器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以外的其他器械抢夺，但有证据证明该器械确实不是为了实施犯罪准备的，不以抢劫罪定罪；行为人将随身携带的凶器有意加以显示、能为被害人察觉到的，直接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行为人携带凶器抢夺后，在逃跑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适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定罪。我们也可以限定携带凶器盗窃应当是行为人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盗窃或为盗窃而携带的。但行为人必须没有将携带的凶器向受害人展示或能被受害人察觉到，否则直接构成抢劫罪。

　　所谓凶器，就是指在性质或用途上足以杀伤他人的工具。性质上的凶器是指其本身可能对受害人的身体造成伤害，而用途上的凶器，则其本身不一定是凶器，例如撬门的铁棍、割包、衣服的刀片等有时候也可以作为伤人的武器，有学者提出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限定用途上的凶器：第一，物品的杀伤机能的高低。某种物品的杀伤机能越高，被认定为凶器的可能越大。第二，物品供杀伤他人使用的盖然性程度。对盖然性的判断需要从通常角度和个案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要考虑行为人所携带的物品是否属于违法犯罪人通常用于违法犯罪的凶器；另一方面要考虑行为人所携带的物品在个案中被用于凶器的盖然性程度。第三，根据一般社会观念，该物品所具有的对生命、身体的危险感的程度。汽车撞人可能导致瞬间死亡，但开着汽车抢夺的，难以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这是因为一般人面对停在地面或者正常行驶的汽车时不会产生危险感。第四，物品被携带的可能性大小。也就是综合考虑物品被携带的必要性、便利性等，也即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外出或在马路上通行时，是否携带这种物品。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一般人的观念，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否具有合理性，或可以辩解的正当理由 。

　　大多数的行窃都伴随着作案工具，那么，如何区别“携带工具”和“携带凶器”，这主要要看一般社会公众的认知程度，例如在公车上有的人行窃用报纸作掩护，那么报纸就不能认定为凶器，只是作案的道具；又如某些行窃者随时携带作案的镊子，割包的刀片虽然有转化为凶器的可能性，但是依社会公众的一般认识都不认为是凶器，而认为是行窃必须具备的工具，其就不能以携带凶器盗窃定罪。是否能成立携带凶器盗窃，应该基于社会公众和行为人作案时的客观情形来认定是否属于凶器。

　　（三）扒窃

　　1.扒窃行为入罪的正当化分析。

　　扒窃行为往往采取掏兜、割包等手法，多为屡抓屡放的惯犯，应当予以严厉打击 。在实际中在公共场所扒窃的现象极为普遍，这不仅影响社会公众的安全感，造成广大民众的恐慌心理，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的稳定。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前，各地对于扒窃是否属于盗窃罪有不同的标准，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正，填补了以往的法律空白，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从立法目的来看，不尽降低了入罪门槛，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加大对这此类行为的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惩罚和预防犯罪。

　　2.扒窃犯罪的基本特征。

　　第一、扒窃行为场所的特定性。扒窃行为多发生在公共场所或交通工具上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例如公交车、火车上，大商场，广场、餐馆、网吧等。这些地方因为人员流动性极大，人群比较密集，周围环境复杂，容易分散被害人的注意力，使得扒窃行为更易得逞，也有利于犯罪分子在被发现时快速脱逃。
　　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目前我国人口比例正处于老龄化阶段，老年人的赡养问题自然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因子女不孝而诉诸法院的案件呈较快的上升趋势，处理好该类纠纷案件，对当前的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基本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统计，我院2010年1—6月受理赡养案件4起，2011年1-6月受理赡养案件5起，上升了25%，2012年1—6月受理赡养案件9起，较上年上升了80%。面对赡养纠纷逐年增多的趋势，笔者浅谈赡养纠纷案件的成因，特点及预防对策。

　　一、 赡养纠纷案件产生的原因

　　1、有的父母年轻时只知道自已辛苦操劳，而不知道和自已的子女沟通、交流，从生活上、学习上失去关心、爱护、对子女缺乏了解，从而导致父母和子女之间无感情、无亲情而言。等父母到了一定的年龄，无劳动能力了，生灾害病了，子女同样对父母也是漠不关心，有的甚至还虐待父母。

　　2、子女因家庭财产分配不均，把平时积累的怨气发泄在赡养纠纷中，我国普遍存在父母在子女结婚后即分家生活，在分家时，由于家庭当时的经济状况及父母对子女的观念差异等原因，在财产分割时确有不平均情况，有的子女认为在分家产时父母存在偏心，逐产生怨气在父母年老需要赡养时，以家产分配不均为由，拒绝尽赡养义务。

　　3、老年人在平时帮助儿女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时，做的多了、少了，子女认为不公平及其它原因产生一些矛盾。有的因为性格上的差异，双方都不能容忍对方的一些行为和做法，如在外面耍钱，喝大酒等。从而导致父母子女之间互不说话，互相猜测。无理要求法院要判决赡养就必须加上老人必须帮助子女做些什么事或者改变什么行为等内容。

　　4、子女本身也年老体弱，无能力尽赡养义务，随人均寿命的提高，在有些家庭中出现两代人都需要子女赡养，造成应尽赡养义务不堪重负，尤其对独生子女家庭，子女往往负担自已及配偶父母和其他老人的生活，以至有些力不从心。

　　5、有的子女为了逃避赡养义务而外出打工，造成老年人生活无着落。目前，我区外出务工的人员较以前多，都想让家庭尽快富裕起来，这应受到法律保护，也有的人是为了逃避赡养老年人的义务而外出务工，如李某某夫妇的长子和二子已成婚各自独立生活数年，均已外出务工二年多，留下妻子和子女在家，近年来很少对父母尽赡养义务，二原告一直与三子共同生活，因二原告近年来年老多病，三子感到家庭负担过重，且两个哥哥都应尽赡养义务而不尽，于是也于今年初留下孩子交由父母代抚养，与其妻外出务工，因二原告年近70岁，还要带孙子，孙子还要上学，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上十分困难。

　　6、极个别子女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没有真正意识到赡养老人系自已的法定义务，对其违法性缺乏认识，以种种借口不愿对父母尽赡养义务，而引起诉讼。

　　7、由于原告受旧封建思想的影响，老人只要求儿子尽赡养义务，不要求女儿尽赡养义务。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旧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的表现较为突出，在农村更为严重，父母认为“嫁出门的女儿是泼出门的水”，供养老人是儿子的事，导致子女之间互相推诿。如张某某夫妇共生育有二子一女，现各自均已独立生活，长子现已60多岁，家庭人口多，居住偏僻，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二子是残疾人，子女在上学，仅靠妻子一人挣钱养家，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女儿一家是个体经营业主，经济比较富裕，逢年过节才回家看望父母，但在经济上没有对父母给予帮助，二原告起诉时却只要求两个儿子尽赡养义务，不要求女儿尽义务。

　　二、预防赡养纠纷案件的对策

　　1、大力改革和发展养老制度。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文明程度大大增强，他们在倡导社会主义的家庭观，自觉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谈多子多福，讲究优生优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实行男女平等的养老方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养老的因难，城市养老也不能说没有困境。过去靠退休工资养老的方式逐渐被养老保险所替代，但也有一定的风险，退休金可随国家的物价上涨而上调，而养老保险金则没有上调，这就是风险，今后一对年轻夫妻将承担四位甚至八位老年人的赡养义务，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肯定是难以满足老年人的要求。故养儿防老为投保防老的养老方式势在必行，把家庭赡养与社会福利机构托养有机结合起来已刻不容缓。建立以家庭赡养为主，社会福利机构托养为辅的养老体系。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家庭赡养与抚养最贴近老年人，是需要弘扬的养老传统。国家工作人员、工人、个体劳动者、农民等均可参加养老投保，实现年青时省钱投保，年老时终身受益，年青时节俭多投保，年老时多得保平安。

　　2、从法院工作角度来讲，就是要在审理赡养案件中，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多开展巡回开庭，就地办案，使被诉子女及旁听群众受到更深刻直观的教育，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

　　3、从父母方面来讲，父母首先应该有良好的品行，为孩子们树立孝敬老人的榜样；其次对孩子们应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最后，父母应该认识到，把孩子抚养成人就是责任尽到，一方面可以为自已的生活提供保障，至少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必靠子女们来赡养，另一方面，这些财产留下来也可以根据子女的表现来确定将来的继承份额，对子女们的行为也会起到一定的激励或抑制作用。

　　4、做好儿媳们的工作，赡养义务的履行大多要通过儿媳妇来实施，如果儿媳们的工作做不通，即使达成了赡养协议，履行起来也相当困难，赡养纠纷的执行内容除了物的执行外，还有行为的执行，物的执行相对来说较为容易，由儿子们直执着给付就行。但行为的执行就落到儿媳妇们身上，象有病时的照顾，如果儿媳对调解协议或判决内容不满，那么执行起来就相当困难，为儿子们面子勉强去做的，也是摔摔打打，一肚子牢骚，老人看在眼里，苦在心里，病情反而更加严重。

　　5、成立关心老人工作委员会，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办好养老院，成立养老基金会，从关心老人物质生活入手，保证老人具有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各地甚至可以象“城镇设立低保钱”对经济困难的老人、家庭实行减免税费等优惠政策，由民政等有关部门牵头做好工作，使全社会都来关心老年人，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

　　6、采取相应措施，完善相关组织职能作用。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对老年事业的投入，并鼓励社会各方面投放，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宣传、教育活动。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通过教育使大家明白，保障老人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人民政府采取组织措施，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各级组织、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基层民调组织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应当反映老年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为老年人服务。我们应清楚地看到，有很多老年人在情与法之间，一味重视亲情，往往自已吞苦果，而不愿上法庭。这充分说明在基层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力争做到调处一件，教育一片，自身、他人都受教育。最大限度地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以实现。

　　7、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公民法律意识，使做儿女的认识到父母只要把自已抚养成人，自已就应当无条件地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女儿和儿子都是父母的子女，都有赡养义务和继承权利，至于“分家不公”、“为自已带孩子”等等拒绝赡养的理由是毫无道理的借口。

　　三、解决赡养纠纷案件的途径

　　1、赡养纠纷案件立案受理后，迅速依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加大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采取先予执行措施，利用精神需求物质补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被赡养人精神上的安慰。建立赡养纠纷案件减免诉讼费、律师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及基层组织协助执行制度，实现赡养纠纷案件诉讼渠道彻底畅通，并积极给予诉讼费减、免、缓等有力的司法救助。在审理时要到当地了解情况，在人群密集的案发地，就地开庭，同时邀请赡养人的子女、近亲属、邻居和声望较高的人士参加旁听，便于赡养案件迅速及时处理，有部分老人由于自身素质等多方面客观原因，不能向法院提供如财产分配、引起赡养纠纷的原因、子女打骂父母的、自已生活得不到保障等方面的证据证实自已的主张。据此，在受案之后，应及时深入案发地，向基层调解组织，当地村民调查了解案件，查明事实，便于赡养纠纷案件及时处理，达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2、审理赡养纠纷案件，要明确责任，注重调解。调解前承办法官可以就此类案件的过错给予明确指出，强调原告在无过错的情况下，被告不履行赡养义务是绝对不行的。话说回来即使原告有一定的过错，被告应该赡养的还是要尽赡养义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之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和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法律还规定除非犯有伤害罪、遗弃罪、虐待子女罪的父母和犯有奸污女儿的父亲，才丧失要求被害子女赡养的权利。调解要在讲法、讲理、讲情基础上进行，做到情理结合，法理结合，使当事人能主动认识到自已不赡养老人的错误性。

　　3、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现实生活中有些赡养案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有的当事人经过承办法官反复做工作，有的能认识自已不赡养老人的错误性，能对案件进行调解处理。而有的则始终坚持自已的观点，就是不承认已的错误，任由法院来判决。判决后他们就是不兑现，到了执行价段还不配合执行。对于这样的当事人，执行人员可以对其严格教育后，如果不能自觉履行的，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也可以对其给予行政拘留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特别是对那些不讲理的儿媳，可以以防碍执行公务为由，让其受到教育、震撼，直至受到相应的制裁。执行过程中，做到快、灵、活，该采取强制措施的坚决采取，决不手软，坚决杜绝赡养案件打白条现象，做到执行一件教育一片，达到审教果和社会效果相结合。

　　总之，赡养是个社会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和谐，每个人都摆正自已在家中的位置，做子女的，主动亲近，孝敬父母，做父母的，尽力体贴子女，减轻子女负担。在社会上，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倡导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加大法制宣传，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才有可能让赡养案卷成为法院的历史记录。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法院）